將中國經濟從過去成本依賴型的中國制造走向代表世界先進生產力的民族品牌和國有技術支撐的中國“質”造，從而進一步去實現以電子商務和先進裝備制造業為代表的中國“智”造。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中國經濟未來三十年的宏偉發展戰略，尤其強調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中國未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設中所需發揮的重要作用。

目前，世界經濟的大環境也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一方面，全球經濟進入到一個長周期的低谷階段，它的具體特征就是建立在過去的國際分工和“全球價值鏈”基礎上的商品和服務的供給，已經出現了市場需求飽和的癥狀，發達國家過度利用寬松的貨幣政策想改善市場的活力效果也十分有限，甚至出現了資產價格過度波動的后遺癥，嚴重影響了本國企業的創新動力和投資意愿；另一方面，一些發達國家又把本國經濟發展失衡的矛盾，以貿易保護主義的方式轉嫁到世界經濟繁榮所需要的多邊合作互贏互利的全球化經濟體系中，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包括發達國家都高度認同中國經濟的強大是世界經濟走向繁榮的重要保障的認識，也高度關注和期待中國正在腳踏實地的完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各項任務及其所帶來的優異成果。

眾所周知，中國現在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和投資的開放性國家，中國制造已經遍布世界，影響著億萬家庭和企業的生活和投資方式。中國也從中國制造的驅動力上找到了我們現代城鎮化、工業化、城市化等強大的發展動力。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外部環境的變化對已經高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中國而言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更何況我們自己也深刻的認識到依靠過去廉價的人口紅利，招商引資帶來的全球化紅利，和資源進入市場化運作帶來的財富紅利以及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長釋放出來的政策紅利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方式正在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過去的成本優勢贏得全球市場(需求)的“加工貿易”格局已不復存在，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刻不容緩。需要通過國企和國資改革，打造民企乃至外企參加的PPP合作共贏的市場平臺，并充分發揮“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中國開放戰略帶來的內外雙輪驅動的積極作用，將中國經濟從過去成本依賴型的中國制造走向代表世界先進生產力的民族品牌和國有技術支撐的中國“質”造，從而進一步去實現以電子商務和先進裝備制造業為代表的中國“智”造。

要做到這樣的飛躍，我們既不能像西方供給學派所強調的放任市場履行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紀律來催生企業家精神和創新活力，因為這種做法會導致贏者通吃、弱者更弱的馬太效應，這就是今天美國貧富差距拉大、區域發展失衡的理由所在。我們也不會跟隨無法持續的歐洲福利至上來調動社會積極性的發展模式，那種方式只能帶來阻礙經濟活力的債務危機和缺乏創新的懶人社會。理性的做法是，我們在充分總結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運行中所出現的嚴重缺陷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的差異性，通過強國富民的中國夢的頂層設計，在“質量優先、土地承包年限拓寬、強化金融系統性風險的管控、重視自貿區開放市場化的推進、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建立更為有效的反腐倡廉的國家監察體制、完善干部考核評價機制”等方面走出中國特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模式。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順利推進的速度，關鍵還在于以企業競爭力和金融服務效率為代表的微觀基礎。為此，我們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克服現在成本上升、消費飽和的市場壓力。

首先，通過國企和國資的混改，確保公司治理能力的提高，將手里的人力資源和金融資源等好牌，打出以“勞動生產率”等績效和質量指標不斷提高的好結果。不僅要重視股權激勵、薪酬激勵的市場機制激活企業的競爭力，以此獲取經營管理層、崗位員工層、大小股東層、內外客戶層的一致認同，而且，更要培育利益共同體所應肩負的企業和社會共同責任感。這才是中國“質”造成功的關鍵所在。華為、阿里、騰訊等已經在這方面給中國企業奠定了很好的樣板。

其次，要重視業務的聚焦力，真正發揮企業家的精神，讓社會能夠認同以品牌、技術和一流服務水平所確立的市場地位。為此，企業發展不能只盯住眼前的市場份額和商業利潤，更應該把資本的投入用于技術、品牌、人才等軟實力(核心競爭力)上，使得中國企業的資本積累和消費者與投資者的滿意度同步增長。

第三，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是我們應對未來各種不確定性帶來的外部的沖擊的法寶，這就需要中國企業不能只依靠“政策市”來經營自己的業務，這不僅會造成同質化的商業模式，更會把自己逼近不良競爭的困境中。如果我們用自己過硬的本領和未雨綢繆的企業發展戰略來應對外部的不確定性，即通過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來提高適應市場變化的韌性和柔性，那么中國經濟在全球化的舞臺上會變得越來越強。

第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精神在企業層面得到高度體現的還是企業家的精神，它甚至能夠釋放出彌補其他三種能力暫時處于短板中所需要的領導力。為此，產權清晰、重視人才的企業治理體系至關重要。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中國很多企業已經走進世界一流企業陣營，而公司的領導力恰恰是這類企業上下內外凝聚力提升的重要前提，也是公司上下打造品牌技術的原動力，更是跟上時代潮流勇于創新的企業活力的締造者。一個領導力缺失的企業，很難把自己打造成依賴“質”造和“智”造能力來換取海內外市場高度認同的行業領軍力量。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另外一個機遇就是金融服務模式的轉換。尤其是在今天世界經濟處于長周期低谷的階段，如果僅靠經濟的規模性帶來的抵押能力和政府采購提升的信用背書，會讓我們失去很多提升中國未來產業走向世界一流企業陣營的高端價值鏈的機會。事實上，今天的深圳、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武漢光谷等地已經開始出現了小金融(普惠金融)高效率服務于創新企業的成功模式，逐漸形成了天使投資、私募股權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和政府產業基金互相輪動的金融服務創新模式，改變了處于今天結構調整過程中所出現的盈利性(包括其前景)看好、但項目不足的格局(資產荒)，也扭轉了過去這類金融服務過度依賴新三板IPO的退出機會來決定對創新企業投資和服務的程度，使得中國企業帶來的價值投資機會不斷增強，甚至有很多這類金融服務機構靠企業后期的高速盈利增長，彌補了自己前期看似高風險投資可能造成的虧本買賣，而不再把這種高風險的不成熟的項目通過IPO的單一手段，釋放給那些沒有專業投資能力的一般股民。

這種改變真正讓中國新生的普惠金融的健康模式，把中國質造的企業培育出來，把中國智造的企業挖掘出來，從而實現我們政府金融服務回歸本源的價值取向，同時也降低了金融監管的成本。甚至這些好苗子(現在還是小項目)未來為發揮我們大金融(產業金融)的比較優勢不斷輸送了良好的投資機會，再由它們把小做大、把弱做強，使得中國經濟在全球價值鏈上具有完整的全方位競爭力的企業越來越多。這時，我們社會中的家庭必然會在國家控制系統性風險的有效監管引導下，進入到價值投資增長財富這種企業和家庭共贏的成熟的資產配置階段，由此有效遏制了“資產荒”造成的金融理財“脫實向虛”，從而有效降低由金融收益虛高造成的阻礙實體經濟發展的“機會成本” 。